介紹理性文章：信仰是救贖還是奴役？

雪峰

編者按：這是一篇值得我們思考的理性文章，用此可以審視我們自己的信仰有沒有問題，是不是走向了極端。 同時可以驗證《聖經》舊約中描述的上帝是不是真正的上帝。

讀了此篇文章，讓我時刻牢記自己是誰，更希望禪院草們記住，不論雪峰是什麼身份，他只是一個導遊而已，與遊客身份同等，地位平等，雪峰說的對，就接受，說的錯，就拒絕，一定要直接面對上帝，不要讓雪峰橫亙在自己與上帝之間，嚴防雪峰淩駕於任何禪院草之上給禪院草帶來痛苦和不幸。

雪峰的凡人特性很濃，他的話語只是方便法門，決不是真理本身，一旦他企圖要束縛和壓抑任何一位禪院草時，他就再不是神佛的化身，而是一個妖魔，一定要打倒他。

2005-09-07 哈拉雷

人的一生註定是要痛苦的：信仰是救贖還是奴役？

一：

1843年10月，克爾凱郭爾出版了他的《恐懼與顫栗》。 這本讓海德格爾、薩特、加繆、蒂利希、卡夫卡等思想家著迷並從中汲取過養料的重要著作宣告了一個“信仰騎士”的誕生。 借《舊約全書》對亞伯拉罕殺子獻祭故事的敘述，他對一種“宗教人生”進行了闡述和捍衛。 這本著作的出現是他思想的繼續，我們寧可說，在他“別了蕾琪娜”之後，世俗的愛情、婚姻、人群、倫理、秩序在他眼裡已如過眼雲煙。 他成了一個「無限棄絕者」。 他從此成了一個徹底孤獨的人，一個“生在死後”的人。 正如他後來所說的，“從童年起，我就已經成為精神。 ”

當信仰與人生已經融為一體時，克爾凱郭爾筆下的亞伯拉罕殺子獻祭獲得了新的意義。 在信仰的屋子裡，世俗倫理遭到驅逐，唯一的判決者是信仰物件本身。 這個物件就是上帝。 他是萬能的裁決者和愛的化身。 他的話就是絕對的信仰的命令。 在這裡，一個橫亙在人類存在的悲劇性面前的悖論不可思議地凸顯出來：當信仰棄絕一切世間倫理（良知、理性、秩序、世俗之愛）時，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依據？ 以救贖原罪為目的的信仰若以「犯罪」為手段，它是否實現了對自身的摧毀，從而使信仰本身、信仰者和信仰對象成為「惡」的化身？ 當這種信仰變成只依賴信仰物件的指令來規範萬物的絕對時，這種信仰對人到底是拯救和關懷，還是奴役和否定？

二：

《舊約聖經》記載：上帝為了考驗亞伯拉罕對自己（注意，是對上帝自己）的忠誠，命令他帶其兒子以撒到摩利亞山上去作為祭品獻祭。 亞伯拉罕聽從了上帝的命令，經過長途的跋涉，帶以撒到了摩利亞山上，築起祭壇，準備殺死以撒。 正當他舉刀要殺死以撒的那一刻，上帝派出的使者制止了亞伯拉罕，而改用公羊獻祭。 以撒的命保住了，亞伯拉罕也沒有“犯罪”，他證明瞭自己對上帝的信仰，於是皆大歡喜。

上帝竟然需要亞伯拉罕採取這種殺死自己兒子以證明自己信仰的手段，以此來考驗亞伯拉罕，可以說是夠殘忍的了。 雖然最終一切都沒有發生，不過這是不能成為上帝“仁慈”的理由的。 這就等於向亞伯拉罕明確提問：在人性、倫理與觀念、信仰之間，你選擇誰？ 進一步說，在人與神、觀念上的虛幻的「原罪」與後天現實的「犯罪」之間，你選擇誰？ 這簡直就是一個“活著，還是死去”的極其嚴峻的問題。 最終亞伯拉罕選擇了「喪失人性」而力圖用上帝的神性來拯救自己，投入上帝的懷抱而棄絕世間一切人的屬性。 可以想像得到，這必須經歷多大的痛苦的煎熬和精神的撕裂。 克爾凱郭爾對此進行了仔細的描述和分析。 他寫道：「當以撒在亞伯拉罕離他片刻之後又重新見到他時，一切就都變樣了：他目光狂野，神情恐怖。 他當胸抓住以撒，將他扔在地上，說道：『傻孩子，你認為我是你父親嗎？ 不，這是我自己的願望。 '以撒在地上顫抖不已，他急切地哭喊著：'上帝，可憐可憐我吧！ 亞伯拉罕的上帝，可憐可憐我吧！ 如果地上沒有我的父親，那你就是我的父親！ '然而，亞伯拉罕卻輕聲地對自己說：'尊貴的上帝，感謝你！ 他最好相信我是兇殘之徒，而不要對你失去信念。 ’”

這就是信仰異化之後的恐怖圖景。 在信仰面前，喪失人性之後的亞伯拉罕已經瘋狂了。 上帝的指令成為他行動的唯一依據，成為用來判斷世間一切的標準，為了這種“信仰”，哪怕殺死自己的兒子也在所不惜。 一切的恐怖和罪惡似乎在信仰面前都變得很純潔，似乎都可以用信仰來作為藉口，獲得解脫和安慰。 “傻孩子，你認為我是你父親嗎”這句話透露出信仰異化的玄機：當一個人將信仰看成絕對，看成目的，看成他存在的唯一價值依據時，他的主體性、他的自我意識、他的作為人的各種社會屬性皆已失去，他成了信仰物件的工具，其存在的意義僅僅是忠實地履行信仰物件的命令。 由此，信仰物件本身在信仰的結構中顛覆了信仰本身的意義，也即是說，信仰實際上已經被取消，信仰物件與信仰者之間變成了一種操縱與被操縱、奴役與被奴役之間的關係，而後者不過是用來達成前者的目的。 當信仰的體系需要有一個代表時，這個代表便成了絕對的權威，它便是淩駕於萬人之上的擁有絕對權力的獨裁君主的原型。

三：

當一種信仰變成一種籠罩大地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對它的信奉還是對它的反抗，都失去了抗拒異化和奴役的意義。 人們不會將它所造成的苦難歸結為信仰的變態並對信仰對象產生懷疑。 以撒所哭喊的「如果地上沒有我的父親，那你就是我的父親！ “暴露出人類自我拯救和自我把持能力的嚴重衰竭。 從骨子裡，上帝在以撒心中仍然是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父親”。 而他之哭喊饒命，僅僅是一種生物本能。 亞伯拉罕被信仰摧殘已達到變態的邊緣。 殺死以撒的命令本由上帝發出，也即是說，是信仰對象的絕對權威需要以人來獻祭。 而為了證明自己對上帝的忠誠，亞伯拉罕刻意為上帝隱惡揚善，虛偽地說服自己：“尊貴的上帝，感謝你！ 他最好相信我是兇殘之徒，而不要對你失去信念。 “他不僅不對上帝叫他殺死自己的兒子這一舉動產生對信仰和上帝的懷疑，反而為了證明自己信仰的合理性，將罪責僅僅推到自己身上，而且是作為”兇殘之徒“的自己身上。 如果沒有他所謂的信仰，他怎麼會變成「兇殘之徒」呢？ 在此，一種行動和支配這一行動的指令被他巧妙地分裂了。 而既然信仰本身已經“無限棄絕”，那麼殺死自己的兒子的兇殘，都是可以得到寬恕的。 其靈魂已經得到拯救，上帝的恩澤自然可以對他的兇殘進行洗滌。

在精神分析的框架內，我們已經可以將亞伯拉罕定位於一個十足的精神病患者了。 但其精神的分裂已經因自我意識和物件意識的混同，也即因其主體性的喪失、他對其存在屬性的棄絕而歸於滅寂。 這種人只剩下了偏執和亢奮，不分青紅皂白，不管善惡是非，信仰就是驅動他的指令。 這是一種徹底被洗腦後的存在狀態，其偏執已經使他活在虛幻之中，信仰就是他的生存世界。 這個偶像崇拜者的主體性已被肢解，他所體驗的僅僅是信仰所能給予他體驗的。 當任何一個權威、任何一種理論體系對信徒的灌輸和操縱達到了這一步的時候，它就成功了。 這種催眠的效果遠遠超過了暴力的威脅。 它讓我們想起了喬治. 奧威爾所描述的《1984》的世界，讓我們想起了形形色色的宗教的“聖戰”，讓我們想起納粹德國和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狂歡。 而這種“信仰”吞沒良知、人性的現象僅僅是已經異化的人需要認同、救贖的心理衝動的一種放大而已。 多少年來，被“主義”所俘獲的人，或多或少地同樣具有這種可怕的特徵。

四：

克爾凱郭爾對亞伯拉罕的「滅絕人性」的美化是相當荒唐的。 即使是一個人徹骨的絕望和痛苦的掙扎，亦不能讓信仰就憑空不僅不受人性的約束，並且取得規範世間萬物的權力。 這個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真理，也不存在絕對的權威。 任何一種實際上由人所創造的東西，怎麼可以在社會中以絕對的標準去和其他的事物發生關係？ 它如何來界定自身，併為自身的權力提供充足的支持依據？ 當左翼的烏托邦的信仰和右翼的新的「十字軍東征」和法西斯暴政使信仰異化為絕對目的並造成無窮的災難時，我們不由得想發問：肢解了人道主義的「神道主義」、離開了理性和良知支援的「主義」，其內在指內所演繹的邏輯和行為是否能夠成立？

這就迫使我們必須追問信仰的含義、結構和功能，以及人為什麼需要信仰，在什麼樣的前提下，信仰才不異化為一種否定性的力量，一種意識形態狂熱，一種殺人工具。

《現代漢語詞典》對信仰的解釋是：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 從這種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信仰”實際上是一種異化的信仰。 哲學認識論告訴我們：人類認識的一個最明顯的思維誤區是：往往將他的認識當成對象的客觀存在本身。 似乎世界就是他認為的那個樣子。 而實際上，任何一個人、一種主義、一種宗教僅僅是在從某個層面、某個角度上去解釋、描述、把握、評價、規範某個物件，而這些層面和角度是無窮的。 從作為思考的主體和接受的客體的我們來說，每個人之間的經驗和情感等東西也千差萬別，因此，沒有誰敢說他所信奉的東西就是真理，或是可以規範別的東西的至善。 我們有的只是，誰在哪種角度和層面上更接近於對象的真實和善，而誰在哪種角度和層面上錯得更多和惡。 但不管如何，對此的認識和接受、體驗和評價是無窮盡的。 任何一種東西為某個人所信仰毫不奇怪，但若要賦予這種信仰以規範萬物的權力，則必定會走向信仰的異化。

人需要信仰植根於人的存在困境。 自然界原本是人類的家園，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他被驅逐出去。 從此他開始了流浪，開始了通向天堂的永遠不可迄及的長征。 因此，他被夾在神性和獸性之間，從獸性向神性的運動成了一個不斷揚棄既存狀態的過程。 而也因為他的自我意識與物件意識的分裂，他與自然界之間必然是一種異質同構的關係。 這是一種荒謬的存在狀態。 他在偶然的時間，偶然的地點，偶然地被拋棄到了這個冷漠無垠的世界上，並將在死亡的確定性中以不確定的偶然的方式化為烏有。 由於他與自然、他人和自身的分裂，從自然之家走出時他一開始便喪失了附著感與確定性，陷入與外部世界的矛盾、衝突和對立之中，並且不幸地通過意識的機制，這些外部世界對他的威脅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並移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在作為一個龐然大物存在的、陌生神秘、陰森恐怖的自然界面前，人的孤獨感、渺小感、無力感、恐懼感油然而生。 他每前進一步他都要遭遇到外部世界的威脅。 不管這種威脅內化不內化，是以生活的具體的形式，還是以精神的抽象的形式，以及以存在的本體論的焦慮的形式，他都逃不過它的追殺。

在這種存在的荒謬中，正如弗洛姆所揭示出來的，人最大的衝動便是“逃避自由”，即“信仰”某些東西，不讓自身裸露在自然的威脅面前，千方百計與外界認同，將自身化為外界的一部分。 一旦人變成了外界的一部分，那麼外界的威脅也就消失了。 這裡通過這麼一種意識機制進行：首先，人與外界認同，即接受其一套公開的指令並植入自己的意識結構中，從而培養出一種與外界相同的認知模式和情感模式，甚至連意識的指令都是一樣的。 這樣，他與外界便因其對世界的共同看法而消除了陌生感。 其次，如果僅僅是意識結構的變異，還不足以抵禦外界的威脅，人此時還必須將外界原封不動地移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僅在意識結構，而且在心靈里供奉。 這也就是說，外界物件的指令本身已經滲入了他的人格結構，即價值本體，成為他存在的價值依據。 他的自我意識已經被擠壓到極其狹小的邊緣，從而瓦解了他的主體性。 這樣，他就實現了對自我的解構，他徹底變成了外界的一部分，與外界物件取得了共生結構。 而如果外界足夠強大不受威脅，他也就高枕無憂。 相反，如果外界物件遭受到懷疑和攻擊，他的安全感仍然是無法保障的。 比如一個宗教徒面對宗教的衰落時的心靈震蕩。

五：

能夠用來讓人信仰的東西很多，而最能讓人信仰的，莫過於一套能解釋社會歷史的規律、宇宙人生的奧義、為人的生活和存在提供答案和終極關懷、為人的幸福和解放提供某種保證的理論、意識形態體系了。 這些精神符號體系越是具有終極性，越是能逼近人的存在的內核，或是能為人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就越能讓人信仰，並且能成功地整合人心。 在這方面的例子無過於宗教和類似宗教的意識形態體系。 這些精神符號體系因其或號稱掌握真理，或自稱代表正確和善，並且能提供一套自洽的邏輯，因而它一旦讓人信仰，其信仰者從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是相當強大的。 這些信仰者也很有可能用信仰物件的指令來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而成為偶像崇拜者。

我們若是從人的存在困境和信仰的原始結構考察，可以發現信仰應該是精神上的，即它無關認知，只關價值，本質上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人渴望救贖的證明，是人在絕望和痛苦中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 因此，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成為信仰者。 一個信仰者要麼是一個充滿愛的人，要麼就是一個已經絕望的人，心靈上沒有震顫過的人實在談不上什麼信仰。 這點舍斯托夫有過精彩的分析，雖然已經走向極端：“假如我棄絕一切（就像通過有限和辯證法'解放'人的精神的思辨哲學所要求的那樣）——這還不是信仰，這隻是俯首聽命...... 我有信仰，我什麼也不會棄絕。 相反，藉助信仰我獲得了一切......“他接著說：”只有當人們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時，人們才去信仰。 上帝就意味著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意味著上帝。 只有身心受過震顫、變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接近上帝。 ”

這裏顯然問題再一次轉到了亞伯拉罕殺子獻祭的行為。 亞伯拉罕在作出選擇之前，不知痛苦和絕望幾許。 或者說，其絕望已經導致瘋狂而使除上帝以外的一切虛無化。 但為什麼這種信仰仍然是異化的，他仍然是一個偶像崇拜者，並且只是信仰物件的一種工具？ 答案是他丟失了自身，丟失了依賴於人性而成立的良知和理性。 信仰對象無論怎樣冠冕堂皇，都是一套外在於人內在的良知和理性的精神符號體系，因此根本不能獲得優先性和對人本身的規定性。 這種異化的信仰用弗洛姆的話說，便是一種偶像崇拜式的非理性的信仰。

在弗洛姆看來：信仰是一個人的基本態度，是滲透在他全部體驗中的性格特徵，信仰能使人毫無幻想地面對現實，並依靠信仰而生活。 很顯然，這是一種“理性的信仰”。 而非理性信仰則是以人對非理性權威的情感屈從為基礎的。 在這種“信仰”中，信仰的對像是第一位的，而人的信仰本身以及人本身則處於被支配的屈從地位。 這種非理性的信仰實際上是一種“逃避自由”的信仰，最終走向奴役。 而理性的信仰在於對人本身的肯定，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 基於此，一個無論是否信仰的人，記住弗洛姆以下的話也許是有益的：“無論我們是否信仰宗教，無論我們相信一種新宗教，或一種無宗教的宗教，或繼承猶太教、基督教的傳統，只要我們關心的是核心而不是外殼，關注經驗而不是語言，關注人而不是教會，我們就能共同否定偶像崇拜。 ”

摘自：天界城（博訊·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