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為禪院理念背書

雪峰

我在《人類人生篇》「人類起源的前奏和天仙造人」中說：“約在七千五百年前，當這對龍獲悉神在地球上創造人後，就偷偷地出海，化成人的形狀，沿著黃河流域開始繁衍，逐漸遍佈亞洲地區。 其中有一支溯流而上，最後翻越帕米爾高原，來到印度，其目的是想與亞當夏娃的後裔混合，以免再受到上帝的懲罰。 ”

現在，也就是2008年10月，有學者寫了下面的文章。

釋迦牟尼就是中國人

這樣一個文章的題目，讓人看了總以為是愚者的夢呓或者是隨意的惡搞。 韓國人這些年研究出孔子、毛澤東是韓國人等一系列化的文史成果，最近更放話說釋迦牟尼也是韓國人。 於是人們很容易認為，我的這篇文章就是和韓國人爭先的作品。 其實不是。 對中國佛教的早期歷史的關注，於我而言起始於十多年前。 因為對佛教造像的研究興趣濃厚，從而引起對佛教歷史的關注。 印度早期有關宗教的石雕刻藝術作品自然成為我比照研究中國各個時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參考體系。 經過研究我才發現，這當中有許許多多的線索和證據，十分清楚地告訴我，所謂古印度文化中，原來竟有如此之多的中國文化的元素。 由此，引發了我對佛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 沿著這樣的路子走下來，讓我不得不得出釋迦牟尼就是中國人的結論。

各種經典和教科書長久以來都向人們推廣和灌輸這樣一種常識：釋迦牟尼是印度統治下的尼伯爾人，他創立了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於印度，漢代初期開始傳入中國，經過長期的發展和中國的傳統相結合，最後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這樣一種常識在人們的頭腦中被灌輸了上千年。 這樣的看法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對此提出懷疑的人才真是思維出了問題。 釋迦牟尼是尼泊爾人，而當時正處在印度的統治之下，這佛教不是印度的難道還是中國的不成？ 佛教從來都是中華之外的外來文化，是人類文明不同文化之間傳播影響的結果。

但這種權威的、傳統的、天經地義的結論卻從來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產生於印度的宗教為何卻並不為印度的居民所接受，而卻在千里之外的異族之地中國卻有如此深厚旺盛的生命力？ 落地便立刻生根，不僅開花，還要發展、還要結果？ 為什麼基督教、伊斯蘭教在進入中國后總要受到排斥，無論配合什麼手段，老百姓就是普及不了？ 似乎從來都沒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 人們都有習慣於一種所謂常識性的知識確立以後，便不再思考常識本身是否存還有繆誤。 人們研究佛教何時進入中國、佛經的幾次集結內容、佛教入中國後流派的變化過程、佛教對中國國民性和哲學思想的巨大影響、佛教對藝術、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影響等等。 而佛教在中國的種種奇異的跡象從來沒有人認真加以思索和研究，這真是歷史性的遺憾。 自佛教在中國興盛之後的幾千年當中，我們卻從來沒有好好研究過這些問題，時至今日，也從來沒有人解答佛教的西衰東興之迷。 而在西方的史學傳統中，長期認為中國歷來沒有自己的宗教，因此算不上完整意義上的獨立完整的文明體系。 他們認為是西方的佛學進入中國之後，佔領了中國思想領域的領導者地位，對中國幾乎全部的人文領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哲學、美學、倫理、政治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而在中國，人們卻以中國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吸取外來先進文化能力作為佛教在中國興盛的原因而自得。 人們對佛教的研究，長期糾纏於何時進入中國的所謂探源討論，外來佛僧在早期佛學傳播中的作用，佛學在中國的幾個階段性發展變化的演進內容揭示等，很少有人研究佛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繫、學說淵源。 儘管在東晉南北朝時期曾有部分文人償試將佛學和儒學對比加以研究，可後人特別是當代的學者並沒有認真從學術的角度探索古人這種對比研究的合理價值所在，卻僅從動機上給予一種目的性的判斷，認為古人所以如此只不過是為了借佛傳儒而已。 史家們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曾經開展過的夷夏本末之爭，沒有深入追究背後深刻的真實原因，而只是膚淺地流於表面化的理解。 劉宋時期的顧歡寫了篇《夷夏論》，讓史家更是找到將佛儒爭論算作外來異類和中華本土文化鬥爭的證據。 人們只盯著顧歡說的反對佛教興於中華的理由，卻並沒有認真研究佛家為何講老子、孔子、顏淵的學說其實就是佛家學說的內在原因。 如此等等，泱泱千年。

宗教傳播的歷史早已經讓我們瞭解到宗教的傳播是有基本原則和規律性的，全不像一件普通的商品買賣那樣可以在很廣泛的空間傳來轉去。 宗教要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相對穩定的意識範疇而為另類所認同和接受，從來都是以相對短期的利害關係相加為條件的，這種制約的關係一旦鬆懈，異類的宗教信仰體系便會立刻瓦解。 這種情景多發生在多種文化交匯地帶、邊緣地帶。 一些弱小的民族會選擇隨波逐流的宗教信仰方式，在一些影響力巨大的文化類型中左右搖擺。 如中國的維吾爾族，其民族信仰的歷史上，曾先後信仰過薩滿教、摩尼教、景教、襖教、佛教、伊斯蘭教。 歷史發展到今天的結果證明，世界各地以種族為基礎所形成的文化單元，其邊緣部分會發生部分的混合變異外，核心價值的部分從來都不會發生質的改變。 宗教就是這些文化單元最核心的價值部分，是區別不同文化單元最顯著的外在特徵。 還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文化單元核心文化價值被成功同化的任何一個案例。 世界上三大宗教從來沒有發生過在其核心價值的中心區域任何一方成功同化另一方的事例。 過去、現在以及相當久遠的將來，這種核心價值的同化現象都不會發生。 儘管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數次以宗教的名義所進行的試圖同化異類的戰爭，如規模巨大的十字軍東征，但卻從來沒有成功過。 當代社會有試圖用抽象出來的一些所謂普世的價值觀念，代替宗教的面目來推廣本質上的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體系，努力的過程還在進行當中，但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阿拉伯半島上南北居民因原始的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的差異，儘管後來經過長期的阿拉伯化的統一治理，並用強大統一的伊斯蘭教作為共同的宗教信仰，時至今日也沒能彌合時歷千載的紛爭戰鬥。 以穆罕默德的權威所建立起來的“烏瑪”最初將猶太人納入其中，然而很快他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便在現實的衝擊下所破滅，猶太人依然回復到世仇的地位。 古埃及科普特人在希臘人侵入後依附了基督教，在羅馬人入侵後一度依附了伊斯蘭教，后又回復基督教。 但在西歐十字軍以解放東方受難基督徒的名義進行東征時，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又共同抗敵，並肩作戰。 其民族最核心的價值認同部分並沒有因為長期接受外族統治而發生質的改變。 這些事例是宗教傳播與發展中受傳播規律性制約的必然結果，以目前人類的全球化認知的能力還遠遠不能超越。

但我們以這樣的規律來考察中國佛教的傳播，卻出現了與此完全不同的情況。 在中國，大江南北，左東右西，佛教東來如春風拂面，徐徐滲染，民皆樂觀其成。 上至皇室，下至貧民，無不歡欣鼓舞。 而且是一旦傳入后便生生息息，蓬勃發展，一脈流傳，從不中斷。 這個過程從來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自覺的，沒有任何外族武力的壓力和民族生存危機的逼迫。 奇怪的是中國人對這種所謂外來宗教為什麼會採取這種有違一般規律的態度，聽之任之，心甘情願地自願接受異族宗教的洗禮？ 而對同樣是異族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卻採取全然不同的態度？ 以中國人的大度、海納百川的能力作為理由，顯然蒼白無力並且毫無道理可言。 這個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的獨特現象，迄今為止還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質疑，說明習慣勢力多麼可怕。 今日由我提出，應當對此進行認真的反思和研究。 這個問題事關中華文明發展史中核心文化的流傳過程和範圍，必須要搞清楚。 希望中國的佛學家、史學家、考古家等，都能開動機器，為徹底搞清這一問題貢獻力量。 最近有報導說韓國人有人研究說釋迦牟尼是韓國人，中國的史家多認為是一種不嚴肅的惡搞。 他們不瞭解，韓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是已經有所覺察，有相當的學術敏感性，找到了問題的一個方向。 但他們要將此說研究的自成體系，卻是不太可能。 因為種種的證據，都是指向中國華北一帶的考古成果，和韓國儘管有些關係，但韓國卻並不是本源。

在我看來，佛教進入中國後的種種表現，並不是宗教傳播之中的一個特殊的個別現象，也並不是中國的民眾對外來的文化抱有大度的寬容之心，虛心好學，而是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 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佛學的根本文化內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本來就是同質對接的，因而很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也很自然能在中國得以傳承和發揚。 佛學的哲學基礎、民族學基礎都在中國。 佛學的根源本來就在中國。

佛教的發源地為喜馬拉雅山南一帶，當地的居民在雅利安人進入前都是操漢藏語系的民族，時至今日這一地區還有不少說漢藏語系的民族，廣泛分佈在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國。 這些古代居民的文化當時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是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 這個古文化的主人在史界還沒有一個清晰的結論，但都認為不是雅利安人所創造。 西方的專家認定是泰米爾一系的人，沒有什麼證據，只是用簡單的邏輯排除方法來推測的。 這一地區古文化具有很濃厚的中國文化色彩，根據我的研究這一文化的主人其實是由中國華北一帶遷移過去的中國人。

在雅利安人自伊朗高原進入印度半島之後，和這些講漢藏語的當地民族有一個明顯的衝突過程。 古印度人信仰多神教，其中的獵神是相當重要的神祗。 這個獵神在雅利安人進入後並沒有消失，而為婆羅門教所繼承，成為濕婆天的原形。 婆羅門將濕婆天稱之為「濕婆獸主」，身邊多有各種野獸相伴，以突出其對野獸的控制能力。 其具體的形象，和中國的梅山獵神一個樣，腦門上都長著獨特的第三隻眼。 歷史上有關古老的三眼神話都是出自中國江漢地區，而古印度大神的形象具有如此鮮明的中國色彩，說明在很久遠的年代裡，中國文化就早已流傳到古印度了。

古印度居民早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就已經完全實行了相當成熟的農生產方式，圈養家畜。 在農業的生產上，實現了水利引水灌溉，建設有成體系的堤圩。 當時也有了歷法，其曆法和中國的古太陰曆沒有什麼區別。 後來還有了十二生肖，也和中國的一樣，只不過因為雅利安人的進入后將中國因素的虎換成了雅利安因素的獅。 郭沫渃把十二生肖說成是巴比倫的東西，是個錯誤。 十二生肖中所蘊含的陰陽運行思想是純中國化的。 因為社會生產已經達到相當發達的程度，社會上已經出現自由的個人修行者，專門進行世界觀的思索和哲學的探索。 這些傳統比古雅利安人的社會生活狀態要先進許多，併為雅利安人所不理解。 作為強制進入的新統治者，因為自身還處於遊牧生活的方式，並不認同當地居民的定居農業生產方式，於是頒布法令強制古印度居民向他們的生活方式靠攏。 如不准圈養牛馬，要令其自由放養，摧毀堤圩以解放河流。 當代印度隨處可見的耕牛高度自由流浪的場面，就是當年雅利安人的這種規定的歷史性產物。 他們在《往世書》中記錄了不少他們到達印度時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狀態，提供了許多古印度文化起源和發展的線索，包括由人民選舉帝王、立法者、卑倫王的傳奇故事。 這些社會生活的狀態和雅利安人有很大的不同，卻和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中國堯舜時代差不多。 堯舜時期帝王的選舉、禹治水時身先士卒和卑倫王平整土地時的表現如出一轍。 在吠陀的記錄裡，反映了古印度人也有了靈魂投胎轉世的觀念，這也和中國古人的認識一樣。 在古印度也有和中國古代建立在行星運動變化基礎之上的曠遠無限的時間度量觀念，這也為其他文化中所沒有的。

在早期的吠陀詩篇中，有些記載是雅利安人記錄當時古印度原住居民思想意識情況的內容，對我們研究這些居民文化根源的來龍去脈極有價值。 如其中有一篇（RVS，X129）所記載的內容特別引人注目，年代約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最初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卻因為一種生命體'太一'受熱力影響而忽然生存。 它蘊藏於一切事物之內。 由慾望產生了心識。 然後沿著一條水平線延伸，將存在物劃分為陰陽二法則。 “（《印度佛教史》英國，渥德爾著，商務印書館，1987,37頁）

這條記錄很有意義，讓我們可以瞭解西元前1200年左右古印度人世界觀中的基本觀念，這個時期大約相對於中國的商代晚期。 從這些記錄的內容看出來，這其實就是中國古代原始道學中的最基本的思想內容。 “太一”是中國人最原始的哲學概念，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中都沒有這個概念。 這說明早在西元前1200年前就有相當數量的從中國華北一帶的居民遠遷到古印度並在那裡生活了，並帶去了中國最原始的道學體系。 這個時期距佛祖釋迦牟尼的出生要早近800年。 這些古老的中國哲學中對世界本源的認識，為日後佛學的產生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基礎。 對這些極具中國化色彩的古老哲學觀念，古雅利安人是不能理解的。 這篇吠陀記錄的後面就有他們的困惑。 他們認為這隻是這些古印度居民的一個有趣的想法，但沒有人知道世界真的是不是由太一所構成，連他們自己的天神也不知道。 這裡的“太一”是中國古代先哲宇宙觀的一種表述。 在中國古代盤古開天地的傳說中，將這種“太一”形象化地描繪成“如雞子”般的混沌狀態。 這就是後來印度「安荼」說的根源。 饒宗頤先生就曾發現在中國內地吳越之地有濃厚的渾天派宇宙觀思想，但他只看到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有記錄，便認定是中國人接受外來文化的生動例子，卻沒有發現那原本就不是雅利安人的思想，而原本就是由中國流傳而去的結果，流向認定錯誤。 中國先秦時期楚竹簡中就有完整的這些古老哲學觀念的記錄。

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陸的時代約為西元前1600年左右。 釋迦牟尼出生的年代為西元前566年左右，雅利安人佔領並對這一地區實行統治已經幾百年。 考古證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衰落就是在雅利安人侵入的這個時期。 但從史料記錄的內容來看，在釋迦牟尼生活的年代里，外來的文化和當地的原住文化之間的衝突依然強烈，雙方的同化融合進展並不順利。 而佛祖釋迦牟尼顯然是歸屬非雅利安文化一脈的，屬剎帝利一系。 他出生於一個按今日的理解就是個部落酋長之家，他對雅利安人明顯懷有敵意。 釋迦牟尼對雅利安人的婆羅門教一點也看不上眼，認為都是歪理邪說，特別是對雅利安人的種族等級制度更是深惡痛絕。 他曾經斥責婆羅門僧侶並嘲笑雅利安人的種族優越論：「愚冥無識，猶如禽獸。 虛假自稱，婆羅門種，最為第一，餘者卑劣; 我種清白，余者黑冥; 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從口出。 “（《長阿含經》第6卷）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後所實行的四種族等級制度，實際上是將當時印度的四大民族的地位進行了一種等級規定——雅利安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阿拉伯人。 當然，這樣四個民族有待進一步考證。 有專家就認為是高爾人、達羅毗荼人。 但當時是以民族劃分卻是不爭的事實，明顯是將原住的居民打入低級的序列，而佛祖就是這低級的民族成員。 按雅利安人的解釋，他們是神從口中生出的，而釋迦牟尼這一族是神從胸生出的人種，屬於剎帝利等級。 在面對強力入侵者的高壓統治，武裝抵抗失敗以後，這種抵抗必然會轉移到思想鬥爭的領域，以非武力的方式繼續堅持維護本土文化的生存鬥爭。 釋迦牟尼創建佛學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這種文化生存鬥爭的產物。

在佛教早期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歷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沙門哲學運動，呈現出一種鮮明的反雅利安文化，恢復本鄉文化的宣傳運動。 當代中國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方漢文先生，在探索佛教入華這一傳統課題時，就發現和證實了發生在古印度的沙門運動在思想內容上和中國古老的薩滿教、秦漢時期的羨門之間有較多的共同之處，同時也發現了中國的古老華北文化因素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留有重要的印記。 （《薩滿、羨門與沙門：佛教入華時間新釋》，《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一期）釋迦牟尼作為這埸運動的主要成員之一，和其他的沙門一樣，採用中國古老道學的修行方式，拋棄世俗的社會責任，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謬和矛盾，甚至努力構造一個全新的世界觀，力圖從精神上瓦解落後於自身文化的外來統治者不合理的統治方式，給被壓迫的原住居民以精神支援的力量。 佛教的輪迴思想和學說，歸根到底是要給那些苦難中的人們以精神上的指引，鼓勵人們在苦難壓迫中活下去的勇氣，以來世的某種期待的幸福，作為活下去的理由和依託。 佛教其實就是在這種高壓之下極端無奈的社會生存條件下的產物，是異族壓迫的產物。 佛教的教義體系和基本精神，從來都不是對吠陀的改良，也不是對婆羅門教的改良，而是由自身古老的傳統文化基礎發展演化而來。 這個基礎就是產生於中國華北平原的東湖林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的分支遷移到南亞次大陸以後所形成的新文化。 在這塊土地之上，早在釋迦牟尼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了許多佛教的基本結構和元素，並已經有了許多參悟早期佛學原理的沙門。 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佛學的參悟境界和層次和佛學的修養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 這些都為釋迦牟尼創建佛教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中國佛教文化中佔有極其重要位置的一位佛學的高僧，叫觀音菩薩，他就是釋迦牟尼之前的一位佛學先行者。 淨土宗說觀音是日神阿彌陀佛的兒子，卻住在日落之地。 今日印度河口有個小島名叫補陀落迦，據說就是觀音的住所。 但這樣的說法有些牽強。 在中國很流行的說法是觀音的修行地在浙江省定海縣的普渡山，也有稱普陀山的，也叫補陀落迦。 所謂“補陀”是梵文的說法，真值得商榷，我看到更象是中國內地“普渡”的音譯。 是中國的在前，還是印度的在前，很值得研究。 我認為中國在前。 在中國，以“普陀落”為稱呼的還有一些地方，如西藏的布達拉、承德補陀洛，武漢還有一洛迦山。 還有一個說法是中國東周妙莊王的女兒是最早觀音的原形。 但這個妙莊王的地望在那裡，卻不知道。 清末有部《南海觀音全傳》的佈道書，將莊王地望說成東魯西域。 還有人將中國東周的這位妙莊王考證成了尼泊爾人，牛頭不對馬嘴。 即是東周時期的人氏，當然應是中國。 從最早觀音的形象上看，有馬首、三眼、多手、多面等因素判斷，都是中國古籍《山海經》中描繪中國遠古民族部落時的習慣方式，而不是雅利安人的方式。 中國早有三眼神的傳說，是獵神的身分，印度教借用了這一神將其變為濕婆神，后經希臘人帶回歐洲成為西方騎士風俗和聖母崇拜的源頭。 這一點日本人早有研究。

觀音是位佛學的先行者，而不是後來人們常識中所認定的是佛祖的門徒和隨行。 還有一位燃燈佛也是早於佛祖很久遠。 觀音在中國的地位之所以特別的崇高，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和他本來的特殊地位有關，而不單純是宗教的角色的屬性。 印度在佛祖興法后，其信徒也並沒有多少觀音崇拜，反而被引入密宗之中。 而獨在中國內地，觀音崇拜相當普遍。 《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中講觀音早在無量動前就已經修行成為正覺，號為“正法明如來”。 釋迦牟尼就承認自己是觀音的弟子。 《觀音三味經》中記載：「佛祖釋迦牟尼說過，觀音在我之前成佛，名」正法明如來『，我為苦行弟子。 “這些記載表明佛學在佛祖前就有了相當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並且和中國內地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印度吠陀記錄中的中國古道學內容表明那個時期道學在古印度思想領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也必然對佛學早期的理論形成產生重大的影響。 不是你中有我，就是我中有你，後人總想從中分出個你我，這也正是後來中國發生一系列佛道關係爭論的根本原因。 不管如何爭論，佛學和道學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從思想淵源上劃清界限。 都到了中國的漢代時期，在一些佛學經典的翻譯中，還將“菩提”譯為“道”。 並且在那時皇家將信佛就看成是通道，思想體系是一回事，沒有將佛道分家成兩派。

《後漢書——楚王英傳》記有楚王背誦黃老語錄，立黃老像、佛像。 中國道學的最初起源已不可考，據說起源於伏羲創八卦時期，可能實際上還要早許多。 因為有一些遼西趙寶溝文化的遺物中，就已經有了古老道學觀念的具體反映。 到黃帝時就相當完備了。 黃帝所請的宰相風后，就是一位道學的大家。 《繹史》輯《春秋內事》中說：“黃帝師於風後，風後於伏羲之道，故推陰陽之事。 “黃帝對道學給予很高的評價：”道高比於天，道明於日，道安比於山。 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謂聖人。 “（賈誼《新書-修政語》）這種中國古典哲學是一元論，以道為核心，所以在道學中就將道稱為”太一“。 中國道學的起源，顯然要遠遠早於佛學。

中國道學的主要思想內容是一種無神論的哲學，注重守中，強調放下，擯棄執著，視死如歸。 認為宇宙有三界，大道有輪迴。 道無常形，以無有為主體，存於人的感覺、理智視野之外，修行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清靜無為。

而佛學的主要思想和道學幾乎沒有什麼不同。 同樣也是一種無神論的思想，注重中道，強調放下，擯棄執著，視死如歸。 宇宙同樣也有三界，人生總有輪迴，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最高的境界也是涅盤寂靜。

後來的佛家或道家儘管曾經發生過佛道不同的爭論，但卻並沒有反映出佛學和中國傳統道學在根本理論上的特殊分歧和衝突。 道學的哲學意味更濃，佛學更講究知行。 道學中的輪迴觀是講基本發展的規律性，而佛學的輪迴則是中國古代靈魂化生傳說的一種宗教的運用。 中國早在夏商時期就有了許多「春鷹為鳩」「蝦蟆為鶉」等化生故事。 莊子最愛講物化。 這些素材正是佛教化生故事的來源。

中國古老的道學和佛教的內在緊密聯繫、文化相通的程度，在世界文化思想史的發展過程中絕無二例。 就連道學和佛學最具代表性的領導人物的出生方式也完全都是中國神話模式中的統一方式。 出生前都有吉祥的先兆，或是蓮花的盛開，或是河水變清，或是鳳鳥高唱。 佛祖出生前也是如此這般，全是中國人意識裡的溫暖吉祥景象。 老子出生是口含玉英，孔子出生是黃河都變清澈。 在中國古代的傳說中，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其出生的方式都是“從胸出”，大禹（《帝王世紀》：“胸坼而生禹於石紐。 “）、商祖契（《竹書紀年》：”胸剖而生契。 “）、楚人的祖先（《史記——楚世家》：”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都是如此。 秦人的祖先大業的母親懷孕的方式和大禹的母親等相同，都是食卵而孕，但大業的出生方式卻沒有講，估計也是剖胸而生的。 道學的泰鬥老子，出生方式也是“從胸出”。 晉代葛洪《神仙傳》中就記錄了老子從胸而出的情景。 很多人都認為老子的出生方式是道家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而故意抄襲佛家的神化佛祖的方式所採取的策略，是完全從佛學的典中而來。 這個說法顯然說不通。 因為之前的那麼多老祖宗的出生方式都是從胸出，不可能全都是抄襲佛祖而來。 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的出生方式也是和老子一樣，“從胸出”。 魚蒙的《魏略》有：「臨兒國《浮屠經》雲，其國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 父日屑頭邪，母日莫邪，始莫邪夢白象而孕。 及生，從母左肋出。 “這種偉人共同的出生方式，內中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是同質同源的，而只為中國所獨有。 釋迦牟尼的出生方式證明他的族屬是源於中國華北一帶古文化。 雅利安人說自己是從口中生出的，其他的幾個當時主要的民族分別是從胸、從腹、從足生出的，從而確定了天然的等級，這就是以民族來劃分的。

中國西晉時期有個著名的道士叫王浮的，曾經寫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老子化胡經》。 後世的學者因為沒有人認真地探索過佛教和道學之間的淵源關係，只憑片面的常識來判斷古代一些有關佛道相連的記載和爭論。 王浮就是一位備受後人痛批的人物。 人們對王浮的行為沒有進行理性的分析，沒有想過為什麼經歷過多次的滅佛運動之後，王浮的主張始終得以流傳。 梁啟超就罵王浮為“妖妄道士”，胡編亂造《老子化胡經》。 這個觀點在近現代很有代表性。 當代的學者還有人認為這只不過是當時佛道相爭時道家所使用的下三濫手段。 但是這些學者對這樣的現象卻找不到答案——佛學的經典中也記錄同樣的事情。 在《廣弘明集-笑道論第十四》中就有。 這實在是讓人難辦。 佛道兩家都有如此的說辭，後人不信，只好將問題全怪到古人中出了笨蛋。 梁啟超就罵：「其始起於妖道之架誣，其後成於愚禿之附會，而習非成是。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9頁）然而古人中的笨蛋還不止於此，《魏略》中也有：”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這都說明道學曾經傳向印度那個方向。 這些說法和印度的吠陀記錄內容完全能夠得到印證。 湯若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認為《化胡經》實採取佛書，應有相當根據，非向壁虛造。 （中華書局，1983年版）

古人之中也並不全是糊塗蟲。 南朝的梁武帝是位學識深厚的皇帝，是位文化人，多才多藝，文武兼備，史稱“六藝備閒”。 在位五十年，治理有方。 他提出了佛、儒、道三教同源說並加以論證，將佛視為本源，稱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為“三聖”。 梁武帝的見解極有見地，可惜的是後人並不理解，特別是當代的學者，以階級理論為原理，認為不過是統治階級利用三教相互補充的功能加強統治的政治措施，並沒有研究其主張中的歷史成分。 元初有位數學家和文學家在他的筆記《敬齋古今黃主》中提出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後的疑惑：“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為誇。 《韓詩外傳》：『人死日，者歸也。 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歸於木，筋歸於白，齒歸於石，膏歸於露，發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覺圓經》四大之說，大概與此同之。 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覺圓》之所歸者，止四而已。 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足也。 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 韓嬰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 “（中華書局，1995年，卷九，118頁）這位老夫子就發現了佛學經典中的一些文化概念，竟然是來源於道學的傳統。 在中國，相類的古記載還見於《繹史》卷一引《五運紀年》：“垂死化身，氣為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 ”

早於佛教正式產生前的中國西周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所經歷的一個特別的時期。 在此期間所構造的人倫道德體系作為調整社會關係的主要槓桿，成為一種孔子推崇的禮儀時代。 孔子的一生，一直致力於西周社會的社會規範復興而努力。 西周的統治者汲取商代滅亡的教訓，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禁殺、禁淫、禁酒的法令，成為中國儒學五律建立的最為直接的基礎，也成了佛學五戒的最直接的借鑒模式。 早在東晉時期，有個文人叫顏之推的，寫了篇《歸心篇》的文章，就將佛學五戒和儒學五戒進行了一番對比，結論是大同小異，沒有什麼不同。 “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 仁者，不殺之禁也; 義者，不盜之禁也; 禮者，不邪之禁也; 智者，不酒之禁也; 信者，不妄之禁也。 “由此，他還專門講佛儒同源的事實，”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 ”

有大量的考古學成果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中國華北一帶曾流行過鳥崇拜、猴崇拜。 如東湖林、磁山、北福地、上宅等古文化。 在當代的西藏和南方，還有居民自認是猴的後代，都是這種猴崇拜的遺韻。 商人中早有「玄鳥生商」的故事，許多民族都以烏鴉為吉祥物，這和佛學創立時的印度相同。 這些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在佛教的經典中同樣大量存在。 不論是猴還是烏鴉，多被描繪成慈悲為懷的善良化身，要麼積善行德，要麼救人於水火。 雅利安人的吠陀記錄中卻沒有反映雅利安人有也抱有同樣觀念的記載。 《雜寶藏經》中記有一隻烏鴉為了一群烏鴉的生存捨生忘死，用計謀戰勝貓頭鷹的故事。 《六度集經》中記有一隻鴉想方設法挽救好朋友九色鹿的故事。 特別有意思的是孔雀王朝時期編輯的《生經》中，則將這些動物的特性描繪成另一種情況，準確反映出古印度人烏鴉崇拜的情況和後來建立孔雀王朝時以孔雀崇拜代替烏鴉崇拜的過程。 現將這個故事引述如下：

烏鴉和孔雀

在很久以前的波遮犁國，從來沒有見過鳥。 當時在北方邊地有個國家叫智幻，這國有人將一隻烏鴉帶到了波遮梨國。 波國人見到後很高興，當作神鳥來供養。 因為波國人對烏鴉很好，這個消息逐漸遠揚，於是各地的烏鴉都紛紛飛到這個國家。

有個商人，從其他的國家帶來了三隻孔雀，波遮梨國的人民聽到孔雀美妙的鳴叫，看見孔雀五色斑斕的毛，連走路的姿態都很優雅，於是人們開始喜歡孔雀，紛紛拋棄難看的烏鴉。

這則表面上平淡無奇的故事被有意編入《生經》，其實是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鳥觀念中深含的不同文化，以及孔雀王朝時期作為統治主體民族的那種民族優越感。

佛經中的猴故事則更多，但都是正面的高大全形象，傳達出猴崇拜的意味。 《雜寶藏經》中有個故事講一隻獼猴王為破獵人的羅網而跌入深坑，小猴子們齊心協力，一隻拉住另一隻的尾巴，如同中國故事中的猴子撈月般的方法，終於將深坑中的大猴救出。 而《六度集經》中所講的一則故事，則更是帶有《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影子。 一隻猴王偷吃了國王花園中的果子，但和孫猴個人到王母娘娘園中偷嘴不同，猴王被抓住並且還要懲治隨行的500小猴，猴王願以自身的肉而成為國王的美食，換得其他猴子不被追究。 如此的忘我精神感動了國王，最後皆大歡喜。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猴崇拜，對佛教的影響還表現在佛教藝術中同樣也有具體生動的事例。 在中國許多猴飛天、猴仙的形象中，猴子的大耳朵總是十分引人注目。 在敦煌、雲崗的佛教藝術作品中，猴的大耳朵元素保存的較多。 一直以來人們對佛教人物的大耳朵特徵總是不能明白具體的淵源所在，這其實就是猴崇拜的遺韻。 中國古代對一些英明的人物多以耳朵的特別為外在的一個顯著特徵。 古文在記錄大禹時也常提「禹耳三漏」。。 （《論衡-骨相》）好多搞藝術史的專家，都將中國大耳為福的形象斷定為外來文化的影響，這是一個錯覺。 它的根源完全是中國的。

中國的中醫學完全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其理論的基礎就是道學原理。 早在山東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已經有了原始中醫的跡象，而中國歷史上最早期著名的中醫扃鵲就來自古代鳥崇拜部落。 而古印度的醫學，也和中醫一樣其理論基礎同樣是基於中國古老的道學五行理論。 這也是古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同質的一個例證。 在醫書《阿達婆吠陀》中有關古醫學的內容，如同中國的《黃帝內經》，講些基本的養生原則，也有些易學的原理。 而在另一本醫書《阿柔吠陀》中，則講得更為具體，記有軀幹、體液、膽汁、氣、體腔是人的五大要素，與自然界中的地、水、風、火、空五大元素相對應。 一些因素主動，一些因素主靜，兩相失調便生病。 這些觀念和主張，完全是中國中醫最基本的體系內容。 五行的觀念也是大致相同，差別之處很可能是雅利安人的不理解而錯誤的記錄。 其中所講到的“氣”的概念是最為中國化的，為世界上其他文化所沒有。 古印度醫學中的中醫理論，也證明當時的居民是來源於中國。

古印度社會中的中國文化因素實在是太多了，你只要認真去觀察，就會讓人目不暇接。 如，從考古學中判斷不同類型考古學文化的重要器皿古陶器的製作技術源流來看，古印度的陶器製作技術也是中國方式。 陶胎中摻加草木灰、殼，表面磨光技法、黑白兩色裝飾等，都可在中國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大河文化中找到依據和根源。 在中國古代早有洪水災害之後人類面臨滅亡，為了人類得以傳承，有兄妹奉天命結婚的故事，有的就附加在伏羲、女媧身上。 而在古印度，也有同類的故事。 《梨俱吠陀》中就有閻摩、閻蜜兄妹在巨大的災難之後成婚的記載。 在中國，葫蘆文化很發達，有豐富的古老傳說，特別是在南方，流行葫蘆生人的故事。 而在印度的史詩《羅摩衍那》中也同樣的有打破葫蘆就生出很多兒子來。 在季羨林先生在翻譯《羅摩衍那》時就發現了這一和中國完全相同的葫蘆創生神話，在一則備註里專門列出，只是感到奇怪。 在中國的仰韶文化時期，就早已經將蛙作為陰陽變化陰的代表和生命創生的重要元素物件，而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中也記錄了古印度人將蛙作為生命繁衍的象徵而大力加以歌頌的詩篇。 在中國古代，早有以採花為男女婚配的象徵，《詩經》之中這類篇幅很多，中國的好些個民族都有過採花節的習俗。 而在印度的《羅摩衍那》中，也記錄了他們的十車王妃因為採花而結婚生子的故事。 在中國，《周易》之中記錄有古人早有坤卦下以馬為犧牲的大型祭祀活動，《吳越春秋》中也有“禹乃冬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 而在古印度，同樣也有這種白馬祭祀的活動。 《羅摩衍那》中講述了十車王以白馬為犧牲所舉辦大型祭祀活動的詳細過程。 這些古代文化構成要素中，地處中國和印度的兩個相距遙遠的文明體之間，有如此之多的元素能夠重合，只有這兩個文化從本質上就是相同的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的理由都很難成立。

中國華北一帶的古居民自東向西遷移的過程是經過長期的、多次的過程才得以完成的。 這種遷移的過程在這一廣大的區域之內的古民族分佈中，也可找到明顯的遷移軌跡。 在伊朗、伊拉克考古發現中，有中國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典型陶器出土。 在印度阿肓王時期的巴爾胡特文物中，有中國西霸文化的代表符號。 國外已經有專家對於中東古文明的主人中有來自東方的黃種人深信不疑。 這種中國古代民族的遷移規模和程度遠遠超出當代人的膚淺認識。 更早的證據還可以考察巴基斯坦的摩亨佐——達羅文化，這也是在中國向古印度傳播中原文化的必經之地。 這個古文化的建築用磚傳統、犀牛圖案的印章、腳形、桌形、魚形的印章符號，也和中國河西走廊的四霸文化都有緊密的聯繫。

於闐（現代的和田）就是中國人西遷過程中的一個中轉的樞紐。 古於闐的居民當中儘管有伊朗高原的塞種人，但是否佔有主體的地位，還不得而知。 當代有些學者將塞種人考證成當地的主要居民，並且還認為這些人本來就具有中國血統，有一定的道理。 但當地有中國人是當地的主要居民卻是不用懷疑的，這有三個有力的證據：一是於闐的佛教興盛傳統，塞種人歷史上當時是最摯誠的佛教徒，而中國人更是。 當時一些中亞深目高鼻民族是否也信佛，不易確定。 二是中國人自古就有玉文化的傳統，華北一帶向有淵源，如紅山時期玉文化就已經相當發達，而於闐其他民族卻並無中國式的玉文化，於闐玉文化的根源，就是中國華北古文化。 三是《魏書。 西域傳》下於闐條目中記載有：“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玄奘《西域記》中記載有於闔當初建國時的情景，“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 “這個記載又和舜時期放四於四門的記載相印證，這支東面而來的居民，可能就是被放西門的那支。 還有記載表明後來曾有一支中國西遷的居民，是由甘肅、青海一帶西去的月氏人，和古羌同源，也是來自華北太行山北部地區。 這支居民即為大月氏，初曾臣服於大夏國，后將大夏滅亡，由阿姆河北向南進發，盡滅四翊，建貴霜王國。 因為都是中國西遷的居民，不論是於闐，還是貴霜王國，都是佛教興盛之地。 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進入中國的西域是相當晚的事情了，在中國宋朝時期，於闐被維吾爾佔領。 當代的考古發現，在古於闐曾經出土過許多陶制的猴子，年代久遠，這也正是古華北居民猴崇拜的風俗遺物。

在中國的宋朝以後，有明顯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趨勢，有許多文人都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了這種論證。 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張三教實一。 金代初期的王重陽創立全真教，更是直截了當宣稱三教同流。 在宋代許多有關三教的石雕刻藝術品當中，多有三教首領共處一室的情況。 四川宋代大足石雕刻、安岳石雕刻中，都有這種三教主合一共處的作品。 後人對這種現象有分析，多是從統治者意識形態利用的角度來看待，沒有過多關注其中教理教義中的重合成分。

反觀今日的印度，其居民對佛教的認識遠不如中國農村裡隨便找出的一個居士婆婆對佛教的認識深刻。 你要是去向他們打聽誰是觀音、誰是彌勒、誰是地藏？ 肯定沒有什麼結果，並會給你一個滿臉的茫然。 當代印度的居民，有95%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而這種宗教全和佛教是兩碼事。 由此觀之，所謂宗教的信仰，絕對是和民族的歸屬與文化的傳統相關聯的。 是你的，別人奪不走; 不是你的，強加給你也不行。 中國的佛教儘管在印度一度曾經那樣地流行過，但 絕對是只限於本民族的範圍之內。 外族人或許初期因為沒有宗教而好奇，跟著混混，但時間一久肯定會加入自己的文化並設計出自己的宗教。 當時雅利安人的武力強大，壓迫中國人後退到尼泊爾、不丹、錫金、西藏這一線，故佛教也僅限於這些地區繼續得以流傳。

我中華文明之偉大，即在很久遠的以前就建立了「天、地、人、時」合一而論的道學哲學世界觀，並以此為基點，進而分化成世俗的宗教佛教和世俗的政治管理學儒學，三位一體，各司其職。 這個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基本構架一經確定，便綿綿不絕、生生不息。 老祖宗的這些哲學結構和思想文化的構成，指引著中華民族博愛深廣，與人為善。 但這個以人性的構建為核心的文化結構面對毫無博愛基礎的初級文化時，會因層次的不同而造成文化之間相處之道原則選擇的巨大差距。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以搶掠傳統生活方式為基礎的實用主義文化，在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會欺淩以“禮”“理”為中心的中華文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而佛教的產生，就是這種文化對沖之後中國文化的一種反應。 對貧弱而落後的文化，反起救之心，以悲憫之情給予感化。 這當然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自我的調整和某種倒退，同時又促生了一種新的昇華。 但是事實證明，以佛教的仁慈是無法改變不同文化質地民族基本的世界觀，單純地獨善其身並不能換取自己和平的發展。 世界處在初級的發展階段時，生物的自然法則更起作用。 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消滅、近代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都是生動而深刻的例子。 中華文化中一旦補充進入實用主義的理論以後，特別是生物進化的理論之後，中華的崛起就成為一種必然。 但這並不會導致中華文化發生質的改變，只不過為實現中華文明“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崇高理想和目標，提供現實的基礎，中華文明的發展又將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將佛教歸入異類的文化而不知所措。 這樣的局面在當代這個偉大的時代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佛學的民族基礎、哲學基礎、文化基礎都在中國。 儘管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地點在尼泊爾，但他所處的民族人文環境的核心內容卻完全是中國化的，釋迦牟尼本人也是從中國華北一帶遷移的民族一分子。 所謂佛教外來說從此可以休矣。 老祖宗的文化遺產自已都說不清楚，還要算到別人的頭上，這樣的荒唐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釋迦牟尼說過：「以不真實的事物為真實，以真實的事物為不真實，停留在不真實的思想中，永遠無法達到真實的境界。 “（《佛陀的格言》）好在，我們總算找到了佛的根源。 佛在中國，佛學在中國，佛根在中國。 釋迦牟尼就是中國人。 阿彌陀佛。 （作者：大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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